——读王夫之《读通鉴论》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郭树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提出，朝廷应用道德廉耻观教育官员，强调高层官员要起清廉表率作用。朝廷应把官员铨选、晋升与廉洁政治结合起来，引导官员以清廉为荣、以贪腐为耻、反对“不教而杀”的惩治行为。同时，王夫之还独出机杼，注意到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等不良现象。
二、应加强官员廉政教育，反对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
（一）
《读通鉴论》一书认为，朝廷官员（包括皇帝）的道德操守如何，始终是反贪腐的重大课题。“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故血气之勇不可任，而犹可器使；唯无所耻者，国家用之而必亡……故管子曰：廉耻，国之维也”。基于这种认识，王夫之认为，统治者要对各级官员进行廉政教育，高层官员尤其要不贪苟得之财，注意自身的清廉。接着，王夫之阐述了贿赂公行的社会危害性：“贿行于中涓（亲近之臣），而天子慑；贿行于宰相，而百官不能争；贿行于省寺台谏，而天子宰相亦不能胜”。这就是说，如果贿赂发生在朝廷，皇帝就应该惧怕；如果宰相收受贿赂，其臣下就不敢驳斥；国家行政系统普遍贪腐了，政务就会壅蔽，那么皇帝、宰相也无可奈何。书中说：“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唐朝的衰亡，贿赂公行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皇帝和权臣坚持清正廉洁，是对一般官员廉政教育的源头之水。
皇帝和权臣不仅要自身清廉，还要选好身边的“十数人”和“二三人”，抓好身边官员的清廉。“上官则九州之大，十数人而已，司宪者弗难知也；居中司宪者，二三人而已，天子弗难知也。顾佐洁身于台端（侍御史别称），而天下无贪吏，握风纪之枢，以移易清浊之风者，止在一人”。皇帝固然不能具体抓每一起贪腐案件，但应选好身边人，抓好身边人的清廉。皇帝应从身边官员的选拔抓起。“顾佐洁身于台端，而天下无贪吏”，“举直错诸枉”，努力造成一种廉洁的风尚，取得以小搏大、以寡驭众的效果。所谓“慎之于选任之日，奖之以君子之道”，是说在官员选拔之初，就应以君子的标准要求他们，用道德廉耻观教育他们，引导官员走清廉之路。
在这本书中，王夫之批评了东汉灵帝、北齐高洋帝“不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禁之而民之枉也益甚，灵帝之世是也。若高洋乐杀人以逞威，又无足论已”。灵帝、高洋帝的反贪腐举措，在王夫之看来，并不值得称道，只是“以其非本治也”。这种临时性“不教而杀”的反贪腐举措，只是皇帝哗众取媚天下的噱头，并非治本之策。只有平时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才是反贪腐的正途。
同时，《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打造清廉大环境对吏治清明的重要性。“至乱之世，守宰专利于己，恶民之行赂属请而不存贿于己，则假秉公守法以总货贿于一门”；“至治之世，在官有养廉之典，退居有尸祝之尊，贤士大夫亦何忍以身纳于垢浊”。王夫之认为，时逢乱世，官员会以秉公守法的名义，主动索贿；反之，如果形成了清廉大环境，官员就会远离贪腐、自觉“养廉”。由此而来，官员的清廉美德就会受到社会尊重，请托和受贿现象就会减少。
（二）
《读通鉴论》一书提出了官员铨选的三条标准：“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夫三者，报政以优，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贤，未有能置焉者也。”也就是说，优秀的官员应具有三项操守要求：“清、慎、勤。”官员只有清廉、谨慎、勤政，才能取得好的政绩，获得好的官声。而舍弃这些标准，就无法对官员的作为进行恰当考核。
不仅如此，王夫之还把清廉作为铨选官员的首要规范：“论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强调“清其本”，是说清廉为政是官员铨选的第一要则。接下来，王夫之给出了具体的解释：如果一个官员能够清廉，而不能谨慎和勤奋，可以让他居于清要之地，其有可能举重若轻、删繁就简，避免陷入事务主义，更多地从战略层面思考国家问题，甚至可能成为社稷之臣（栋梁之才）；如果一个官员不清廉，同时也不勤奋、不谨慎，那么他犯错误所构成的危害相对会小一点，犯了错误也容易被人发现。最可怕的是一个官员不清廉，却能勤奋和谨慎，其“乃为天下之巨奸”。朝廷对他进行考核时，还会因其勤奋、谨慎而原谅他的贪腐行为。实际上，这种官员的勤奋和谨慎是“勤者非勤”、“慎者非慎”，其是“孳孳为利”的“跖之徒”，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更应将其剔除出官员队伍。
（三）
在考察官员清廉为政方面，王夫之深刻分析了官员“清而矜、清而伪、清而朋、清而钝”等不良现象，反映了他对廉洁政治的独特思考。
王夫之说：“论守令之贤，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尽矣乎……虽然，持之以为标准，而矜之以为风裁，则民之伤者多而俗以诡，国亦以不康。矜其清，则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则察物也必细；矜其勤，则求物也必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官员的清廉有骄矜之气，人们就会怀疑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如果一个官员表现为“清而矜”，也必然是“清而伪”，这种官员的清廉并非发自内心，一遇合适时机，其“清廉”假象就会褪尽。“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简，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无位外之图”。换句话说，官员的清廉应当出之内心自觉，不能有“位外之图”，不能沽名钓誉。
王夫之还批评了东汉和宋朝某些官员的“清矜”行为。东汉时，有些官员以清廉自我标榜，其中虽然不乏清廉之士，但也出现了伪清廉的人。那么，后来到梁朝、陈朝时，就没有清廉的官员吗？不是。因为这时，朝廷并不对清廉官员特别褒宠，所以，那些“伪清廉”的人就没必要标榜自己了。清廉是官员对自己的道德诉求，应以爱民为出发点。如果清廉仅仅是为了获取好名声，即如“清而矜”、“清而伪”的官员，其清廉并不是出自内心，而是沽名钓誉，也就起不到劝善励后的作用。
《读通鉴论》一书指出，在官员清廉为政方面，还有一种“清而钝”、“清而朋”的官员，这种人实为国之巨蠹。他们“抑大臣而以清节著闻者，类多刻核而难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亦非国民之利也。汉、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执竞而不足以集事，其于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云屯结之不能雨也”。这种“清官”，以清廉为旗号，“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他们以清廉而标榜，引起党争，招致人们反感，其危害比贪腐之害更大。此类“清而钝”的大臣，“以清节著闻”，对别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干扰国家政策执行，以小节害大局。他们除了“以清节著闻”外，还以结党内讧为能事，遇事则颟顸踟蹰，不能有所作为，甚至妨碍别的官员有所作为。这种大臣在“汉、宋之世，多有之矣”。
王夫之指出的这种“清而钝”的官员，在后来的康熙年代得到了应验。康熙皇帝的用人标准是“节操清廉、最为紧要”。他重视对官员道德品行的考察，平时注意通过秘折等渠道，了解官员的名声好坏，还利用出巡等倾听民间舆论。康熙重视官员清廉的实践，收到了一定效果，清官成为其治国的一面旗帜。然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即出现“清而钝”的官员，妨碍了国政的推行。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在纠正其父之弊的同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雍正认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为了消除官员好名的恶习，雍正一改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禁止为卸任官员建祠树碑。他不仅贱视清官，且对沽名钓誉的官员深恶痛绝，反对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当时，像李卫等能吏，因敢于触犯各种人的利益，结果却“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对此，雍正认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廉者，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这可以说是“剥极而复”、“物极必反”。由此可以看出，王夫之作为一个思想家，对事物发展的洞察力，对官员清廉的思考和辨析，是十分深刻的。
（四）
加强官员廉政教育，树立正面榜样，比单纯的社会批评效果要更好。为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一书中指出，唐朝时的三位宰相可以作为官员的楷模。
“唐多才臣……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不然，则议论虽韪，法制虽详，而永徽以后，奢淫贪纵之风，不能革也”。宋璟、卢怀慎、张九龄以清廉立身，使“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这三位宰相以自身清廉引导官员，纠正了永徽（唐高宗李治第一个年号）之后的奢淫贪纵之风，为开创“开元盛世”作出了贡献。
王夫之同时认为，唐朝这三位宰相的清廉行为，有别于汉宋两朝时一些官员的“清而矜”、“清而伪”。这三位宰相清廉为政，不“刻核其下”，不“掣曳才臣”。他们“和者不流”，能主动搞好与同僚的关系，“故璟与姚崇操行异而体国同；怀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碍崇之设施；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终不与竞也”。他们不因清廉引起党争，而徒惹君主厌烦，秉素志以立朝，同心为国效力，君臣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同时，唐朝这三位宰相既有别于“汉、宋狷急之流，置国计民生于度外，而但争泾渭于苞苴竿牍（苞苴指送礼行贿；竿牍即竹简，此指请托信）之间”的人，也有别于“为清而清”的骄吝的人。他们才是“真清廉”。王夫之于此称道说：“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学三子焉斯可矣。”唐朝这三位清廉为政的宰相，是官员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