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普遍认为，“重复抑制”能够帮助脑更好地关注新的或重要的信息。这种现象能够发生在脑的不同部位，比如处理视觉、声音、注意力和记忆的区域。

利用这种特性，将品牌两两快速显示在被试者的眼前，然后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测量被试者大脑的视觉系统中相关部分的活动。

根据“重复抑制”原则，如果先后呈现的两个品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该区域的活动就不会出现重复抑制；如果先后呈现的就是同一个品牌，那么该区域将出现很强的重复抑制效应。

当然，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两个品牌略有相似但又不尽相同，这时我们就会看到一定程度的重复抑制，并且还可以根据重复抑制的强度大小，“反推”出大脑认为这两个品牌的相似程度。

研究者发现，在完全没有告诉参与者“要注意品牌是否相似”的情况下（参与者以为自己要做的任务是“看到倒立的图像时就按下按钮”），收集到的大脑反应足以构建出一把“山寨程度衡量尺”。

而这样一把尺子，有望能成为现今普遍采用的问卷证据的试金石和照妖镜。如果问卷证据与通过测量脑活动所推断出的相似程度并不吻合，法官就更有理由怀疑，这样的问卷证据也许有“猫腻”。

山寨品牌与脑科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话题，这一跨界是如何产生的呢？虽然在商学院工作，张之昊却有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学术背景。

2017年初，前文提到的范克·范霍伦访问美国，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报告了她关于山寨产品的消费者心理学研究，在场的听众里就有张之昊和另一名具有神经科学背景的商学教授——伯克利加州大学的许明。之前在研究工作上从未接触过这一话题的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法庭上的莫衷一是，也许正是神经科学能够大显身手的机会。

在报告后的交流中，范霍伦也对这一可能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此之后，张之昊和许明又找来了他们长期的合作者，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安德鲁·凯泽（Andrew Kayser）教授，他既是一名神经内科大夫，在临床工作之余也是一名活跃的认知神经科学家。在三人对于课题技术路线的讨论中，运用“重复抑制”这一现象来读取大脑中品牌之间的相似程度，正是凯泽的点子。

更有意思的是，在推进这一研究的过程中，他们意外地发现，原来在法学研究中也有人提出了相似的想法：在一篇2018年的论文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法学院的马克·巴塞洛谬（Mark Bartholomew）教授指出，神经科学方法也许能帮助法律从业者窥探人们心中对广告、商标等的认知，从而使商标侵权等知识产权诉讼更为客观公正。

抱着找到志同道合者的喜悦，张之昊和许明试着向巴塞洛谬发出了加入研究的邀请，而巴塞洛谬也很高兴有人正在尝试把这一看似天马行空的想法变为现实。此后，巴塞洛谬作为团队里唯一的法学专家，为张之昊等人提供了许多建议，也让这个研究更接法律实践的地气。

“能在这样一个商学、医学、法学复合学科背景的团队里，与同事们互相取长补短，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是一名研究者最大的乐趣。”张之昊说。

未来，他们走出的这条路还可能扩展到神经法学（Neurolaw）的其他领域。

法律体系资源有限，必须在某处划下分界线，来认定哪些损害是真实存在、值得赔偿的。

随着大脑分析的技术进步，过去“看不见的伤害”，终于可以被看见。一些从前难以划下的线，现在终于可以清晰划下。

fMRI（功能磁共振成像）和 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可以反映大脑中发生的事件与过程。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脑电图（EEG）、脑磁图（MEG）扫描等技术，可以侦测出大脑的异常、紊乱和伤害。

都说“公道自在人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公道自在人脑之中。